明治改革初期的女性覺醒與社會參與｜《200年日本史》最新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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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編輯：Justin
2019年4月，明仁天皇退位，標誌著「平成」時代（1989–2019）的正式結束和「令和」時代的開啟。平成年代的日本歷經泡沫經濟爆破、資產價格大跌、雷曼危機的衝擊，又面臨少子化、高齡化、人口萎縮等社會問題，不少人把平成年代視為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哈佛大學日本研究權威、歷史學教授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在他最新修訂出版的《200年日本史：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A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第四版當中，總結了日本政治和社會的最新發展，嘗試為平成時代作出一個整體性的評估。
200年日本史（第四版）
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
安德魯 · 戈登 (Andrew Gordon) 著 李朝津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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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日本史》自2002年問世以來，一直是美國大學的經典日本史教材，曾被翻譯成中、日、韓等多種語言，被譽為「迄今為止最好的近現代日本通史論著」。2006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邀請歷史學者李朝津教授親操譯筆，出版首個中文譯本（初版書名為《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其後於2014年根據英文第三版，再推出增訂版，並更名為《200年日本史：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多年來，本書廣受各界讀者的肯定，不但成為書店的長銷書，也是香港高中歷史課程的參考讀物。
《200年日本史》之前的兩種版本
自初版問世以來，戈登教授持續對本書進行修訂，除了緊貼史學研究的新趨勢，吸收近年來環境史、社會史等領域的研究成果，更著力補充日本最新的發展情況。2020年英文第四版面世，本社也隨即展開全面增改，逐字譯校，並增補圖片和閱讀書目，希望能為中文讀者提供一部完整全面、貼近當下的日本通史。
安德魯 · 戈登，哈佛大學福格爾基金會歷史學教授。其專著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1991）榮獲1992 年「費正清獎」，並獲「有澤廣巳日本研究最佳圖書獎」提名。其他主要著作包括The Wages of Affluence: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Postwar Japan（1998）、Fabricating Consumers: The Sewing Machine in Modern Japan（2011）等。
譯者李朝津，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東洋史碩士，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台北大學、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專長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日關係史。
今天的推送和大家分享的是明治維新初期社會活動中的女性參與。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重大轉折，在政治、經濟上的巨大變革之外，性別關係也從儒家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向現代轉變，女性越來越多參與社會事務，甚至有人開始討論皇室公主能否和太子一樣享有同等權利。正如作者所言，對女性的態度，是「改革立場的試金石」。
本書推薦
本書作者未囿於從美國看日本的立場，以宏觀的態度，涵蓋德川時代以還日本之「現代性」、「多樣性」及「關聯性」。在描述日本近現代史的諸多作品中，本書屬於廣度、深度並重，深具世界觀的作品，值得讀者細讀。
──徐興慶，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
戈登這部《200 年日本史》所描述的是近代性所帶來的希望與悲痛，其中包括社會的動盪不安、生活的多樣化以及全球的聯繫。
──約翰 · 道爾 (John W. Dower) ，
麻省理工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
《200 年日本史》至今仍是日本近代史課程的最佳入門書，完美結合了一流學術性、可讀性和篇幅恰當的優點。最後一章更令這部著作有力地將歷史盡可能貼近現在，並指明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肖恩 · 金(Sean Kim) ，
中央密蘇里大學歷史系教授
明治維新初期的女性社會參與
節選自頁113–116，標題為編者所加
性別革命：贊同與反對
明治革命所帶來的社會混亂，亦影響到兩性議題及其意識形態基礎，有人開始質疑男女之社會基本角色。早期日本人往國外旅行，對西方男女毫無規矩的混雜一起現象，在文字上常流露出莫名恐懼。舉例來說，1860年幕府派出使節團訪問美國，美國國務院邀請使節團參加舞會，其成員之一村垣範正（1813–1880）便寫道：
一雙雙的男女墊起腳尖跳舞，隨著音樂節奏在大廳中轉動，就像一群老鼠在追逐溜轉。國務卿居然邀請外國大使參加這種場合，真是不可思議。我的煩厭是不言而喻，真不知尊卑、禮教及責任為何物。
更令他害怕的是美國婦女的粗魯不文，一個年輕女子對日本一竅不通，居然在國宴中追問他有關日本之政治及社會習俗。
雖然不同意西方之女性觀，明治政府在各種改革中，仍鼓勵一定婦女參與，以示女性的支持。岩倉使節團的學生代表中便有五名女性，年齡由六歲到十六歲。她們都在美國留下，接受美式教育，成為日後建設新日本的女性楷模。使節團中亦有年輕的男性同行，但與女性比較，他們被忽視，支持度亦不高。在上述五個女性中，一個馬上回國，另一個在美國去世，兩個則在回國後與統治階層精英結婚，沒有遺留任何獨立自主風範給後世。只有最年輕的津田梅子（1864–1929）能投身婦女運動，致力提高婦女之社會角色，她去美國時只有六歲（差一週即滿七歲），回國後，她創辦津田女子義塾大學，成為女子教育的領導人。
日本女子教育先驅津田梅子（1864–1929）
在這些年間，民間正展開討論，究竟如何定位男女各自之角色與權利。從今日留給史家的紀錄看，討論開始時只談到男性應如何對待女性，《明六雜誌》就這議題談得最熱烈。當時最著名的知識分子如福澤諭吉、森有禮（1847–1889，日後出任文部大臣）等都有參加討論，議題包括男女平等的意義、女性教育的價值、法律上承認妾侍身份及其子女繼承權有無弊端。各方面意見的差別很大，不過與19世紀西方類似，男性中改革者的主流態度是小心翼翼。《明六雜誌》的作者花了不少時間討論男女問題在各自範疇與社會整體間應否有不同對待辦法，事實上他們鼓勵男女對各自範疇互相尊重，至於政治及法律權利則屬社會整體，其態度便趨向保守。因為評論者都認為社會平等會造成兩性間分裂性的矛盾，進一步會破壞社會和諧。1875 年阪谷素（1822–1881）便寫道：
目前「同權」這個詞，用於閨房之內並無問題，但卻萬萬不可使用在一般生活上。今天如果我們在生活所有方面都建立兩性平等，我們的社會最後會變成男人想盡辦法壓迫女性，而婦女亦會想盡辦法壓迫男性⋯⋯總而言之，「權利」一詞弊端甚多。
明治8年（1875）的東京女子師範學校（現御茶水女子大學）
改換髮型、參與自由民權運動
當男性首先按照文明與啟蒙的觀念展開具體實踐後，有些婦女亦開始為這些觀念賦予不同意義。以服飾為例，1871年，明治政府鼓勵武士全面改變個人服飾，並且發出命令，要武士放棄傳統雉髮，改為西方髮式。當天皇率先改換髮型後，大部分的武士亦跟進。東京一些婦女稍後亦打算作同樣改革，她們組織一個團體，鼓勵女性髮型應以簡短及實用為上，這些婦女亦走在風氣前，把自己的頭髮理短。不過政府卻採用打擊措施，在1872年禁止婦女剪短頭髮。根據政府公佈的法令，連年紀大的婦女因健康理由要理短頭髮，亦要先得到政府的批准，當然在現實生活中，所謂批准是指到一間理髮店或髮型屋，便可完成程序。
有些婦女則直接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參與以要求改革。由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初，婦女曾有一陣子非常活躍，在各種自由民權運動的集會中，女性人數不但相當多，她們甚至會成為演說家。少數中堅者大力鼓吹男女平等的政治及法律權利，其演說吸引不少聽眾，當中最出名的是岸田俊子（1864–1901）及福田英子（1865–1927）。
岸田公開指責「蔑視婦女，獨尊男性」這種觀念，認為已經完全過時，她描繪一個「進步」及「文明」社會的藍圖，在那裏婦人和男子完全有平起平坐的政治及經濟權利，她呼籲給予婦女教育機會及家庭內之平等權利，岸田亦攻擊妾侍的合法性，它使得一個情人可以與正式妻子及其子女具有相同權利，繼承丈夫一切所有。
福田其後在其回憶錄寫道：
聽到她〔岸田俊子〕的演說，在其生動活潑的說話技巧下，我無法按捺心中的恨意與憤怒⋯⋯因此馬上開始把婦女及其女兒組織起來⋯⋯積極向外界說明甚麼是自然權利、自由及平等，並進行大力推動⋯⋯是故我們可以匯聚情感，一起打破那些與婦女有關的舊日陋習。
對自由民權運動的男性而言，像岸田這樣的一個女性，既代表威脅，也代表機會。她的激進態度無疑會招來政府的鎮壓，但她也有足夠的吸引力，把熱情及好事的群眾呼喚到演講堂，甚至是公開聚會。
對1880年代的明治領導人而言，他們無疑已接受其妻子在半公開場合擔任一定角色，成為全國模範或日本在世界舞台上之代表。上流階級的紳士淑女在舞廳中翩翩共舞，與外國嘉賓樂聚一堂。所有活動都舉辦於富麗堂皇的西式大樓「鹿鳴館」，它位於東京市中心，是1883年外務大臣井上馨下令建造，目的是讓外國人了解日本西化程度的迅速，有助不平等條約的修正，史上稱為「鹿鳴館時代」。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連女性都要接受西化生活，新渡戶稻造是日本早期到美國留學的學生，他在1905年便寫出那本舉世著名的《武士道》，向英語世界介紹甚至創造「武士道」這一概念，連老羅斯福亦受其影響。新渡戶在1891年出版其第一本書，把西方舞描繪成為「好像一群醉醺醺的男女在耍雜技一樣，跳來跳去」，而那幢巍峨聳立的鹿鳴館則是令人望之而生厭。
鹿鳴館
女性的恰當角色是什麼？參政的界線在哪裏？
在公開場所中，女性作為男人的夥伴，她的恰當角色是甚麼？這問題固然引起熱烈爭論，然接踵而來的公開討論（主要在男性之間）便是婦女參政的界限在哪裏？有些人會同意動員婦女，讓她們扮演一定政治角色以發展國家。高級政府官員以至記者，亦討論及皇室公主入繼大統的問題，研究她們能否與太子享有同等權利，在1880 年代中，有些居高位的官員並不完全反對這種想法。
自由黨及改進黨兩個自由民權運動的主要政黨在1884年瓦解，其原因可以歸究於內部派系鬥爭、揹上與農民運動勾結的黑鍋以及政府鎮壓等，然經過縱橫捭闔後，兩黨又再重組，但以前男性政治家與女性婦運分子的同盟已無法復現，甚至日後雖然通過憲法，盛況亦已不再。婦女對政治及社會活動之興趣，逐漸轉移至教育、文學方面，至於組織活動則為非政治性，如東京婦女改革會等。
婦女參政熱情之減退，政府應負大部分責任。它把皇位繼承權限於男性。1889年頒佈明治憲法前夕，它實施一連串歧視婦女的法令，如禁止婦女參加政治組織、不得參加政治集會，更不得發表演說，連在國會旁聽亦在禁止之列。明治政府的苛刻措施引發連串憤怒的批評，女性教育家及改革家如清水紫琴、矢島楫子猶為不滿。
特別是禁止女性旁聽國會議事，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她們嘲笑政府，認為不許女性旁聽，是日本男性精英了解自己的行為不堪，怕被旁觀席目睹。部分男性政治家及媒體人亦反映這些不滿，政府不得已，只好在這點讓步，准許女性在國會旁聽。不過自由民權運動中大部分男性的立場較接近政府，與他們的昔日女性盟友看法反而更為扞格。對於婦女參政這回事，他們一直是不太接受，遑論其他更具體的婦女權利問題，傳統禁忌仍有巨大作用。
性別觀念是改革立場的試金石
是以日本統治階層一面推動改革，一面仍企圖把改革置於一定限制之中。婦女運動可能會突破社會界限，逾越女性規範內的本份及行為，這種恐懼仍然廣泛存在於統治階層。他們對改革之愛憎交集態度，在界限婦女角色時特別明顯，而由髮式之個人範疇以至公眾集會演講之政治範疇，都成為改革立場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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